强拆行为已经实施,限期拆除决定只能确认违法

限期拆除决定到底是撤销还是确认违法,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确定。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2日,东方公司与周口市百享门业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东方公司租用周口市百享门业公司厂房,此后,东方公司在没有申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所租用的厂房内搭建两层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及汽车销售经营活动。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2018年5月23日向周口市百享门业有限公司发出通知,通知该公司不得违反入驻协议,私自引入非工业企业进行经营活动。2019年1月22日,周口市规划局作出了周规限拆字(2019)川第013号限期拆除决定,该决定书作出对象是肖飞(东方公司职工),认定肖飞建设彩钢房,责令肖飞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2019年3月13日,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对东方公司在周口市百享门业厂房内搭建的简易彩钢房进行强制拆除,拆除时没有对原告屋内物品制作物品清单、进行登记保全或者公正。东方公司不服,拟提起行政诉讼。

二、律师维权:

本案的焦点如下:

一、关于本案适格被告问题。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系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虽然从编制上看其系川汇区人民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其可以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而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均不属于川汇区人民政府的内设及派出机构,不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视为委托。三行政机关直接参与了对原告建筑物的强拆行为,应当视为三机关共同行为,三机关均为本案适格被告。

二、关于强拆行为合法性问题。对违法建筑的拆除应有事实根据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了周口市规划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书作出对象为肖飞,不是针对东方公司作出且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是否送达,所以可以认定对东方公司所建彩钢房进行强制拆除缺少限期拆除决定的基础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没有提供相关上级人民政府责成的证据材料,其直接进行强制拆除没有法律根据。

对违法建筑物的强制拆除,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四十四条的规定履行催告、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公告,在强拆时要对建筑物内物品制作物品清单,进行登记保全或者公正等法定程序。而纵观本案整个强制拆除过程,三机关均未履行以上法定程序,所以被诉强拆行为程序严重违法。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3月13日对东方公司所建简易彩钢房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三、总结点评:

当前,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意识相对有所提高,当其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要求行政赔偿。下面,针对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一是行政相对人不能对受损的非法利益主张行政赔偿。《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因此,在行政相对人受到损害的利益本身并不受法律保护时就不会发生行政赔偿问题,即行政相对人非法利益不能成为行政赔偿的对象。二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其赔偿主张负举证责任,这点不同于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后者原告只要初步证明被告行为存在即可,至于被告行为合法与否则完全由被告来举证,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若要法院支持其赔偿主张,必须出示其受到损害的相关证据。三是行政相对人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若行政相对人自身行为致使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则意味着侵权者是行政相对人本人,行政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并不存在,国家当然不承担赔偿责任。